今年是春熙路开街80周年。

　　两年前，当它被新时期的城市策划打造成新型商业步行街时，我当时就想，当它走进80周年的门槛时，一定再为它作一张“名片”，把它贴在成都记忆的影集中，因为这不仅在于80周年既是个整数，是一个民俗中的吉祥数，同时更由于它记载着两个时代、两种社会现状。

　　今天，来到这里走走，如果你用目光与它对话，你会发现，这里演绎的一切，会让你升华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写在这条街的各个角落，写在每个人红润的脸上。　

　　督理新政马路

　　时光倒流。1924年。

　　虽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巴山蜀水并没有风平浪静，军阀混战。杨森在各路军阀的厮杀中夺得了成都这块肥肉。当上“督理”的他，要打造“新政”。

　　春熙路的前身，本是一条窄街小巷，与走马街相连，形成一条南北直线，横贯其中的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特别多。当时城中心已有一个商业场，是商业中心，从东门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商业场，中间要经过这条羊肠小道。这样，修筑一条比较宽的马路，勾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

　　杨森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新政”，决定拓宽春熙路，这一举措，顺应了一定的民意。但他强行拆除民居房舍，使不少平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有忍气吞生的，也有分庭抗礼的。春熙路本来打算修成笔直的街道，但总府街馥记药房的老板郑少馥这位法国领事馆翻译官，仗恃洋人势力，坚决不拆。你横我恶，针尖对麦芒，杨森无奈，只好作罢。为此，至今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处还是拐了一个弯儿，也拐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风雨时空。

　　商贾如云灯红酒绿

　　据史料记载，这条新马路起名为春熙路，是杨森请前清双流举人江子渔老先生命名的。取意于《老子》文中“众志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寓意为盛世升平。分东西南北四段。在十字交叉处的中心，建造了一座街心花园，这是杨森采纳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位顾问所为。街心花园还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四周刻着修路经过，孙中山先生着短服的站立铜像耸立碑上。

　　转眼间，到了1943年，余仲英当了成都市市长，因雕像形象失真，又请名雕塑家刘开渠重新雕塑了一座手持书卷的孙中山坐像，供人瞻仰。

　　春熙路建成后，成了连接东大街和总府路“劝业场”的黄金大道。一时间，本土的、外来的，“北京帮”、“浙江帮”、“四川帮”，与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洋”人们同台经营，商贾如云，店铺林立。在这个路面宽八九米、长约两千米、汽车与人力黄包车同行的商业街，胡开文笔店、稻香村糖果铺、商务印书馆、宝成银座、大光明钟表公司及百货店、绸缎行、鞋帽铺、银行、报馆等等30多个行业，约200多家大小商户；终日车水马龙，成了富人的购物天堂。

　　除了这些店铺、商号外，还有鸦片馆、妓院等等，正是“吃喝嫖赌一应俱全”，让这条商业街在香风腥腐、混浊不清的味道中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着。

　　风雨过后“春”意更浓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覆灭前夕，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成都一片兵荒马乱。大商家卷起细软跑了，勉强支撑的中小企业艰难挣扎着。春熙路失去了熙来攘往景象，“春台”一派萧条。

　　建国后，这条商业街再度注入春的激素，商家从衰败中复活；在公私合营中，体制在变，经营者的心情在变，熙来攘往中的生意人或许不再单纯“皆为利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受到政治形势的制约与影响。“文革”期间，春熙路改名为“反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在拨乱反正的社会潮流中，校正了极左意识。春熙路重新“回到”“春”的怀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它的商业成份与经营面貌全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条全民、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气候中，200多家大中小商业，竞争着，发展着；他们安居乐业，承载着成都商业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

　　今天的春熙路，除东西南北四段外，还包括北新、中新、大小科甲巷等几条街。据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春熙路商圈内已有座商300多家，同时还有600多家夜市摊位；每天商圈内的人流量超过30万人次；每月成交额超过亿元。

　　这里是成都流金淌银的商海，这里是我省堆金聚银的富矿。

　　在与时俱进的商业文化建设中，春熙路已成为成都的一个特殊名片：昭示着这座城市无法抹灭的历史，舒展着振奋人心的亮丽表情。
       

          春熙路本打算修得笔直，但当时的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翻译，他借洋人之势坚不拆迁，杨森也只好作罢，所以至今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处还是拐了一个弯。1924年，马路建成，并以杨森头衔“森威将军”为名，后改“森威路”为“春熙路”至今。该名援引“熙来攘往，如春登台……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古句，隐指该路为繁华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