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崇拜《四库全书》是谁的悲哀

　　伴着电视上“皇帝戏”的火爆，《四库全书》就要隆重出场了(两者表现不同，病根则一)，不仅文渊阁本的《四库》由鹭江出版社重印，而且，文津阁本也由商务印书馆以精装和线装两种形式影印出版。真是不知道这是出版界的盛事，还是学术界的悲哀。

　　《新京报》近日以“学者解析影印《四库》三大问题”为题，发了专题报道。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库全书》是否有价值？”1930年代，鲁迅先生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这本来是极平实的论断，学术界中如果不是对“我大清”抱有特殊感情的，谁都同意。现在却有人说，过去的政治评价多“从现代的政治观、民族观来要求，这是以今律古，今天我们应该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等方面来研究和看待《四库全书》”，“为《四库全书》正名”。这真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清统治者的“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是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给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难道指出这一点就是“以古律今”？是不是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方面来看这种“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就特别正确了呢？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代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篡改。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如大家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被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难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吗？如果我们要按照《四库》馆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认识宋词不正是会得到鲁迅所说的结果吗？我想面对着如此乱改的古书，读者是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它和如何评价它的价值的。(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全面评价有兴趣的还可看看陈四益先生的《四库四记》??收在他的《丁酉四记》集中)。

　　再说一下印《四库全书》。1980年代中叶，上海古籍出版社打算重印《四库全书》，到北京来征求意见，在文学所开过一个小会。我参加了，表示赞同，但建议他们不要再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过的文渊阁本，印文津阁本较好，因为两个本子有差别，文津阁本平时也难得一见。文津阁本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嫌麻烦，又急于出书，结果是影的文渊阁本。应该说出版《四库全书》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经过“文革”浩劫，古旧书损失极大。改革开放后又办了许多高校，很多文科科系缺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古籍。《四库全书》把三千多种古籍按照经史子集编排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上海此举也有临时救渴之意。至今已20余年，也已售罄多时，但上海古籍之所以迟迟不再版，我想可能是考虑到出版《四库》作为救急的权宜之计还可以，长久地把它当作一件学术工程去做恐怕会贻笑学术界的。何况20多年来各种古籍出版了多少新的整理本、校点本、笺注本，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上海古籍、中华、岳麓、齐鲁等专出古籍的自不必说，就连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六辑所收的经过校点整理的古籍就有一百六七十种。那些影印的各种类型古籍丛书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所用多是足本、善本或新的整理本，远远超过《四库》的成就。可是由于没有被媒体注意的卖点，人们很少知道罢了。

　　现在人们又在影印文津阁本。前面说过此本是与文渊阁本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作为抄本两书可互校。实事求是地说，如果除了库本以外再无其他版本了(这样的不多，不超过百分之十)，哪一位研究者也不会把库本当作一个重要的版本，所以版本学家认为根本没有版本价值。1930年代当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珍本丛书》时就是官商主张要按照原式原样印“钦定”本，而学界的蔡元培(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相当于今之国家图书馆)、傅增湘、李盛铎、陈垣、刘复(半农)等主张用“善本”替代。这就是从版本角度看问题的。而且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也只是小异，根本不是像“中国图书信息网”上有人著文宣传的那样“据专家研究，各阁本收录内容、所据版本不尽相同，以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为例，两者差别达50%以上”。还据“专家”，不知是据哪位专家？按照现行出版条例，两书相差30%就可以视为一种新著了。文津阁本竟与文渊阁本相差50%以上，那岂不是另外一部丛书了？而且还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本子是乾隆皇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什么呢？

　　前些年杨讷先生带领一些学者就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集部的相异之处做了校对，并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分装十五册，后有学者献疑，有的一些“补遗”，在文渊阁本上有，只是两者不在一卷上。这个“补遗”可以满足学者使用《四库》集部的需要了(实际上现在学者谁还用《四库》呢)，只要再扩展到“经史子”部就可以了，不必灾梨祸枣，也可以达到了解两个本子的目的。

　　现在文津阁本出版了，听说18万元一部，学者自然不会去买了，除非那些声明自己常常读《四库全书》的人，可以自备一套了。我认为还可以从两类人那里回收成本。一是没有负责任的购书人员的公立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拿着本来不多的经费买一套这种带着“钦定”光环的巨著，既省事，放在书架上又很整齐；一是附庸风雅的有钱人，客厅摆这样一套，装点门面，正像摆摆真真假假的周鼎商彝一样。然而我想出版者想搭电视中皇帝戏之车的打算可能落空。